再过两三百年，还会遇到今天的苦恼吗

相对历史，现代社会的人均物质拥有量算是极大丰富了，但是为什么今天人们依然生活在对幸福和满足感到疏离的氛围中，那些从“文明时代”开始就存在的社会问题为什么依然存在，而未来会不会如契诃夫所说：再过两三百年，人们还是这样生活，还会遇到我们现在的苦恼？

今天读到《劳动重组：参与、尊严及小康社会主义》（林春《读书》2004 年 12 期）一文，作者主要在探讨通过参与和保障解决就业问题，于是引发对上述问题的思考。

文中提到：经济史学家们早已经过计算得出结论，就全球整体而言，人类社会的财富自工业革命以后就已跨过全体脱贫的门槛。此后，局部天灾除外，贫困的根源一般来说不再是“自然”的，而只能是社会的了（结构失衡，两极分化，国际关系等等）。除了一些战乱中赤贫的国家地区，一个负责任、有决心的政府不可能因为财力的限制而承担不起人民基本生存的费用。

那种仅仅把希望寄托于靠物质的极大丰富解决社会问题，实现最终理想的方式令人担忧。世界自然基金会发表的《2004 地球生态报告》(LIVING PLANET REPORT 2004)指出，若全世界都像美国那样生活，人类需要 5 个地球。那么按照经典的历史必然规律来推断，以美国发展到实现最终理想所需要的物质极大丰富为参照，世界将会怎样？

卡尔.E.凯斯的《经济学原理》中写到：“马克思过着痛苦，艰难和失望的生活；正如我们所知，他是资本主义掘墓者的代言人。而凯恩斯热爱生活，他度过了愉快而惬意的一生，而且成功地成为了复活资本主义的设计师。”与此相反，在西方欲成为社会主义掘墓者时，邓小平则成功地成为了复兴社会主义的设计师。两种复兴都是在社会物质生产出现危机，集体精神濒临崩溃的情况下，依靠体制变迁，政策创新，思想解放来恢复社会的生机，恢复集体的生命力。人类福利来自于对资源合理有效地分配利用和与环境的动态协调，而非物质的极大丰富。物质膨胀只能带来问题，而非解决问题。

观念转型上，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主张，从文艺入手，赋予艺术和审美以主体意识革命的重任，以对抗异化，在日常生活中确立解放意识的基础。